杆之舞

Pole Dance－ 2010 MoMA/MoMA PS1 Young Architects Program

文／李苏萍 发表于a+a第11期

今年夏天如果你路过位于纽约皇后区的MoMA P.S.1当代艺术中心（以下简称 P.S.1)，会看到高墙之内有若干白色的细杆在频频摇动，随之而来的还有似隐似无的声响。远远望去，那院子竟似有了生命一般在舞动吟唱。转入院内，你会惊异于一些简单的材料与构筑将原本空旷的院落转变成一座梦幻般的游戏场。 一组25英尺高的白色细长玻璃纤维杆竖立在12英尺见方的网格上，以可转动的销轴连接于地面，底端设有感应器。高杆之间以极具弹性的蹦极绳相连，使得这些高杆能够自由地向不同方向摆动。而杆子底端的感应器则将高杆的运动转换为数据，用来生成与之相应的声响。蹦极绳之间是透空的白色网络，如雾一般漂浮在院落上空，随着杆子的摆动而起伏不定。在网络之上是色泽鲜艳的体操球，网络之下是连接在高杆上的吊床、蛇形座椅和水池。无论你躺在橘红色的吊床上慢慢摇荡，还是象孩童般上蹿下跳击打着彩球，无论你轻倚细杆，还是用力撼动，你都在改变着整个构筑物的形态，以及空气中飘荡的声响。虽然这只是一个夏季的狂欢，却会成为很多人长久的记忆。

P.S.1当代艺术中心成立于1971年，并于2000年成为MoMA的分馆。它是美国最早也是最大的非营利性当代艺术机构之一，致力于展出最具实验性质的当代艺术，挖掘新兴的艺术家与艺术类型。在这里没有永久收藏，只有不断涌现的新作。成立伊始， P.S.1在整个纽约城里寻找废弃的建筑物，并将之改造成展览空间和艺术工作室。1976年 P.S.1在现在的馆址－一座罗马复兴风格的公共学校－举办了第一个大型展览Rooms. 该展览邀请艺术家们利用装置艺术改变建筑物内的空间形态。这也奠定了 P.S.1将建筑空间转变为场域特定艺术(site-specific art)的传统。而MoMA作为美国现代主义建筑的大本营，一直以来都将建筑与设计作为其馆藏和展览的一个重要部分。

在这一背景下MoMA与P.S.1联手打造的青年建筑师计划（Young Architects Program，简称YAP）可以说是水到渠成。自2000年开始，YAP每年夏季都会邀请正展露头角的青年建筑师为它的三角形庭院营建一座临时的建筑装置 ，为纽约客和慕名而来的游客们提供一处狂欢之所。建筑师的挑选是由各个建筑学院的院长以及建筑杂志的编辑提名大约二十余位建筑系学生、毕业生、或者青年建筑师。由MoMA和 P.S.1的馆长与策展人联合组成的评审组从中挑选几名候选人提交概念设计。最终中奖方案将被实施。与 P.S.1所展示的当代艺术一样，中选方案通常是具有实验性质、体现当代精神的前卫设计。YAP为青年建筑师们探索建筑的可能性、展望建筑的未来提供了一个活跃的平台。

今年获奖的建筑装置Pole Dance由SO-IL(Solid Objectives –

Idenburg Liu)事务所设计。SO-IL成立于2007年，地处纽约布鲁克林，是一家“具有多元的建筑、学术、艺术背景和国际视野的小型事务所”。创办人弗洛里安· 爱登伯格（Florian Idenburg）和刘静（Jing Liu)具有欧洲、中国、日本及美国等地的教育和实践背景。他们是工作上的伙伴，亦是生活中的伴侣。通过教学、写作和设计不断地进行对于建筑的探讨与思考，用建筑去触摸和体现时代的特质。Pole Dance可以说是其设计思想的一次总结－“我们开始在对建筑形式的追求中松绑自己，试图捕捉到那些不定的东西；人与人之间的、人与物之间的、物与物之间的那些柔软的、敏感的、飘动的空间。”

Pole Dance不是一个视觉的建筑，图片所能表达的只是设计的一小部分。你需要身临其中，需要时间的绵延以及运用多重感官去体验这个亦动亦静、亦内亦外的空间。 尽管只是薄雾般的一层，悬于空中的白色网络仍旧让人感觉身处“内部”。 而当你凝望天空，纤细的网络有时又似隐去了，彩球超现实般地飘浮在空中。只有那密密如织、无处不在的影子提醒你网络的存在。这个空间似乎可以用来做许多事情。 在Pole Dance中每个人都是游戏的参与者，也都是规则的制定者。或者说这是个没有规则的游戏。 “我们的灵感发自于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这似混乱又似平衡的状态。我们所置身的生态、经济、能源在流动和幻想中时时相互冲击、交织；我们 自身也在这错综复杂的网络里鱼跃弹跳；那么，我们的建筑是否也应放弃无味的攀高比强，真正成为可以容纳多变元素的空间？”

在接受访谈之后的周末，刘静飞抵北京参加2010年大声展的开幕式。SO-IL设计的临时建筑－名为Flocker的“大声馆”－将为展览提供活动和聚会场所。而弗洛里安则留守纽约，参加Sukkah City设计竞赛的庆祝仪式。 SO-IL设计的建筑装置In Tension作为十二名中选实施方案之一将在Union Square展览。 在这个信息时代里，不确定性、互动性、流动性、多元化、虚拟与现实的结合、多重感官的体验等等已经成为当代建筑的关键词。临时性的构筑物已不再等同于粗糙简陋。作为探索建筑的一种快速有效的手段，作为对现有空间短暂但强烈的转变，建筑装置以对人与环境之间关系的深入思考，以对新材料及构筑方式的进一步探索为依托，以时尚的姿态逐渐成为以动态为常态的城市生活的一部分。

访谈：

李苏萍［以下简称李］：Pole Dance所提供的人、自然及构筑物之间的互动令人印象深刻，特别是整个结构总处于一种寻找平衡的状态。我想以一个比较老生常谈的问题作为访谈的开始，什么给予你们设计的灵感？

Florian Idenburg［以下简称 Idenburg］：这个竞赛的功能要求其实很简单，就是在 P.S.1的庭院中为其夏季活动提供一个好的空间场所。但同时MoMA在选择中奖设计时会考虑那些对当今重要的问题提出思考的方案。所以设计需要从更大的范围去考虑，而不仅仅是解决功能用项上的需要。我们觉得有两个方面的问题是与当今社会息息相关的。一个是可持续发展，另一个是我们日益虚拟化的生活状态会如何影响我们对于空间的塑造。而这两方面是相关联的。由于我们躲进虚拟世界中，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对于真实世界的关注降低，这会带来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问题。后者是个很广泛而模糊的概念。所以我们想营造一个能把我们带回到真实世界的装置;一个可触摸的、感官化的装置。它能使我们对于周围环境有更加活跃的敏感度。同时我们也想把虚拟世界中的互动性、趣味性、游戏感等品质带入到真实世界中。这就产生了这个非常有趣的环境。很多关于此工程的反馈都说这是 P.S.1系列建筑装置设计里最有趣的一个。不过另一方面，虽然人们经常在电脑或者iphone上游戏，可在真实世界里，有趣似乎代表不严肃而被质疑。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说美国的建筑很严肃很教条。所以这个工程也受到一些关于不够严肃的批评。从我们的角度看这是个很有意思的观察。

李：装置中的音响系统是原设计的一部分吗？还是后来加入的？

Idenburg：我们最初的想法是设计这样一个结构，即人们对于结构的作用能够影响到整个系统。这包括那些细杆以及覆盖其上的网络，以及诸如吊床、体操球等“激活装置”。我们试图提供一个人们能够与装置互动的界面。这是一个人们能够使用并且改变的“基础设施”，在其中创造他们自己的“工程”。当我们获奖后，ARUP与我们联系合作事宜。他们提出能不能在装置中加入光或者声音等元素。我们觉得光不是个好的选择，因为大部分活动是在白天进行，晚上就关闭了，而且夏天天黑得很晚。我们对结构的运动及因之而能产生的声响很感兴趣，并开始与ARUP合作。ARUP写了一个软件使人们能够在移动高杆是产生不同得声响。每个高杆都有一个传感器，产生一系列数据，用来生成声音。我们进一步觉得可以利用这些信息来生成图像，并且将之发布在互联网上，让全世界的人都能看到。这样我们就创造了一个混合型的装置，即本地化又全球化，即虚拟又真实。所以说这一想法是我们赢得竞赛后逐渐产生的。另一个我们觉得可能很有趣的想法是通过舞蹈激活声响。我们邀请了一个当代舞蹈团体来表演。效果非常好。在他们的舞蹈动作与产生的声音之间有着很强的联系。

李：我看到那些舞蹈表演的照片和视频，感觉这个装置为这个表演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场所。名字也很贴切。

Idenburg： 这个项目的名字也是想起得有意思一些。 包豪斯的Oskar Schlemmer曾在1930年代编导过一系列舞蹈来探讨人与物质结构间的关系。其中一组舞蹈就叫做Pole Dance, 表现舞者与杆之间的互动。我们这个设计的名字即指向这一舞蹈。很显然MoMA是包豪斯思想的支持者。他们最近还举办了一个大型的包豪斯回顾展。而且两年前他们曾经表演过Schlemmer的Pole Dance。所以我们的设计亦与MoMA及这个城市的历史相关联。

李：当我试图将一些类似的项目与P.S.1的这一项目相比较时，第一个想到的是伦敦的蛇形艺廊(Serpentine Gallery Pavilion). 有意思的是，该项目也是自2000年开始每年夏天建造一个临时展亭。不过他们通常请“明星建筑师”设计，而且在预算上也没有太多限制。如果比较这两个项目，你们觉得是在做类似的事情吗？即通过临时性的建筑装置去探求建筑中的可能性？

Jing Liu[以下简称Liu] 有趣的是在P.S.1的开幕式上我们发现这个项目最大的赞助商之一也是蛇形艺廊项目最大的赞助商。蛇形艺廊和P.S.1是两个性质不同的组织。P.S.1的是一个比较实验性的、面向年轻人的项目。我觉得这挺有道理的，因为纽约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个粗旷的试验场。

Idenburg：你在问是否两个项目都在为建筑师提供机会去探索建筑可往何处去。而预算的限制无疑是影响其结果的。 蛇形艺廊更多的是探讨在技术方面的进展。如果你观察其中的一些展亭设计，可以看到一些在工程技术方面的进步。而很显然P.S.1由于预算有限，需要更多地在想法方面有所突破，而非技术革新。我觉得它们是不同的，但是很难进行比较。

李：对于我来说Pole Dance反映了很多我们这个时代的特质，例如不确定性、流动性、短暂性等等。但是很多美国客户喜欢强调timeless（永恒的，不受时间影响的，永不过时的）。 你觉得这一特质与你们所认为的当代建筑的特点有冲突吗？如果有客户希望你们设计一座timeless的建筑，你们会如何做呢？

Liu: 我不认为timeless意味着传统。你的设计可以很当代但同时timeless。当你真正反映你所处时代，当你深思熟虑探求时代概念的时候，你的设计就有可能成为经典。如果有客户要求我们设计一栋timeless的建筑，我会先将这一想法传递给他。

Idenburg：的确是这样。我们不可能在合同中保证我们所做的设计是timeless的。这需要时间来证明。但我认为静说的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如果你的设计是以正确的方式、以深思熟虑的方式在表达这个时代，而且建造质量很好，它能够成为经典……我不认为任何工程是timeless的。很显然你现在还能看到的建筑是那个时代的产物，而且之所以能够保留下来是因为它体现了那个时代。它仍被认为是有吸引力的，因为它在优雅地变老。现在做到这样很困难……在商业建筑范畴内，一般的投资周期是七年。也就是说它需要在这七年内看上去timeless，在能收回投资成本之前。现在的建筑师需要在低造价、短周期内建造，在这种情形下很难有timeless的建筑。

文／李苏萍 发表于Wave杂志 夏季版

如果你来到美国弗吉尼亚州的威廉斯堡历史区，会发现这里所有的建筑物都是十八世纪的殖民风格，看不到任何现代建筑。走在主要大道Duke of Gloucester Street上，教堂、墓地、果园、商店、餐馆、旅社，甚至断头台一应俱全。穿着殖民时期服饰的各色人等或来来往往，或各司其职。戴着草帽的菜农正在果园里耕作，裹着头巾、身着布围裙的黑人大妈在打扫旅社，两位穿着漂亮的大蓬裙、打着小洋伞的女士在绿地上悠闲地散步，与迎面而来、戴着三角形毡帽、身着紧身裤的绅士彼此问好……如果不是中间夹杂着的身着现代装的游客们，你会有种穿越时空的感觉。但其实这是在原址原样重建的 一座 “模型城”，一座“活的历史博物馆”（Living History Museum）。

“活的历史博物馆”这一概念起源于百余年前的欧洲，是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以及古董爱好者们寻找到的一种“重现” 过去的方式。遍地古建的欧洲无疑为这种展示方式提供了最佳布景。通常这种博物馆利用古建筑或者老房子以及其它构筑物，其内部的装修及家具采用所要再现的历史时期的样式风格，甚至外部的道路、植物、动物都力图恢复“原样” 。而其中的工作人员则穿着当时的服装，演示和讲解所要传递的历史知识和信息。这一模式从1930年代开始在美国被采用，而对于威廉斯堡历史区的构想也是始于同一时期。

自1699到1780年间，威廉斯堡城作为弗吉尼亚州－“新世界”最早的殖民者聚集地之一，面积最大、人口最多、也是影响最深远的一个州－的首府，是其政治、文化及教育中心，在殖民时期起着重要的作用。正是在这里，在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等人的领导下，美国立国的基本概念逐渐形成。它也是美国的第二所大学College of William&Mary的所在地。在独立战争末期，随着杰斐逊将州府搬到了更为内陆的里士满（Richimond），威廉斯堡逐渐蜕变成一座安静的大学城。1926年牧师古德温博士（Dr. W.A.R. Goodwin）提出了保护威廉斯堡的殖民时期建筑的建议，旨在让人们记住这段对美国举足轻重的历史。这一提议得到了小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 Jr.）的支持与赞助。最终这一工程保留及恢复了十八世纪时州府的约百分之八十五的原貌，成为美国最大的室外历史博物馆，非常受公众欢迎。而对于威廉斯堡历史、考古、建筑等领域的研究从1920年代末至今一直在持续，不断地完善历史区的“真实性”。

威廉斯堡历史区的主要作用在于对公众进行该时期历史的教育与普及，由Colonial Williamsburg Foundation－一个私有的、非盈利性教育机构管理。该基金会负责历史区的保护及阐释，管理用以补贴其运营费用的酒店、餐馆、会议设施及高尔夫球场，同时也出售注册商品及复制品。弗吉尼亚州及联邦也定期为该基金会提供资金。

对于“活的历史博物馆”这一概念人们存在着不同的评价。有人认为这是回到过去、让人们更深入全面地了解历史的一种有效手段。在“A Living History reader”里，Jay Anderson提出“活的历史博物馆”是一种时间旅行的方式，是“人们模拟另一时期生活的尝试”。这一模式使人们能够通过五官的感知－质感、颜色、气味、声音－来体验历史，并提供更多的互动和动手机会，将教育寓于娱乐之中。此种模式相较于传统博物馆的另一特点是侧重于对物质文化和社会历史的展现，特别是在宏大历史叙述中往往被忽略的日常生活。在威廉斯堡，在不同的商店中参观者可以看到制鞋、制衣、印刷、烘培、打铁等等当时人们衣食住行的种种方面，并且通过与装扮成各行各业的工作人员的互动进一步了解相关的信息和知识。参观者也可租用殖民风格的服饰，亲自扮演一回古人。在商店里还能买到按照当时“古法”制作的各种商品或者仿制品。

另一方面，也有人质疑这一模式的有效性，认为象威廉斯堡这样的“活的博物馆” 不应被看作是能回到过去的时间机器，而是布景做得非常精细的历史肥皂剧表演。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National Park Service）历史部门的Marcella Sherfy认为“即使将我们沉浸在当时的环境中，穿当时的服饰，睡在那时的床上，我们永远无法摆脱［当代］的视角与价值观。而我们是从这些视角与价值观来评价和解释过去的。我们就是不可能成为另一个人并且理解他所知道的他所在的时期，或者以他的理由去珍视他所珍视的东西……过去的时间就是已经过去了。”而且工作人员的阐释很难保证准确性，特别是当博物馆的资金无法支撑其进行深入的研究以及对于工作人员的培训时。大多数游客没有足够的知识去分辨出哪些信息是准确的哪些不是。“活的历史博物馆”的成功需要三方面的条件－知识、研究以及表现方式。当无法满足这三方面的要求时，有些博物馆最终成为主题公园式的娱乐场所，失去了其教育功能与意义。同时游客对于所谓“真实生活”的体验也是很有局限性的。即使是象威廉斯堡这样的大型历史区所提供的也只是一些缺乏文脉的片断。

当年与古德温博士合作的建筑师纪录下这样的对话：

古德温博士说，“我的梦想和希望就是将这座城市准确地恢复成它十八世纪时的样子”

“但是博士，那些战争时期以及现代兴建的各式建筑怎么办呢？”

“我们得把它们拆掉或者移走。”

“有多少栋？”

“超过三百多栋”

“当你把那些新的拆毁后还有多少老房子能保留下来？”

“大约五十五栋，但是，当然了，我们会重建那些历年来消失的建筑”

…随之拆除的还有街道上的混凝土铺地、电线杆、甚至一座新建的中学。 Umberto Eco在Travel in Hyperreality里提到另一个类似的例子。在纽约州长岛的Old Bethpage Village是一座原样重建的十九世纪初的农场。为了一切“照旧”，连农场中的动物也不例外。但是由于不断地在改良培育，原来的羊只品种已经不再存在了。为此生态考古学(eco-archaeology)家们又费尽心机重新培育出以前的品种。为此国家育种协会（National Breeders’ Association）出来抗议，认为这种“物种倒退”是对动物学以及科技的一种侮辱。其实对于历史短暂的美国来说，当时古德温博士拆除的那些建筑如果保留下来，到现在也算是 “古迹”了。而把这些各个历史时期自然产生的建筑物拆除，重建一套将时间定格在某一历史时段的赝品，是对历史的尊重还是戏说呢？

采访撰文/李苏萍

发表于a+a杂志 2010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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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听一位美国建筑系学生讲过这样一则趣事。他的一位学经济的朋友有次很认真地对他说，“建筑师一定是个很好的职业。”他很奇怪，“你为什么这么说呢？建筑师挣钱不多，尤其比起你们在华尔街工作的人。而且经常加班加点，非常累。”他的朋友说，“对啊。可是即使知道将来挣得少，你们还是这么每天在设计教室里没白天没黑夜地干，这工作一定很有意思。”在学校里，建筑系的学生往往是很“另类”的一群。他们几乎住在设计教室里。那里充斥着咖啡因的气息，凌乱的桌面上堆着草图、模型、各式工具、颜料、电脑…任何诡异的时间都会有人出出进进。同学间的友情也更加深厚，因为那无数个一起熬夜画图的“痛并快乐着”的时时刻刻，以及一起用建筑的“特殊”视角去观察讨论在别人眼里或奇形怪状或不值一提的诸多事物时的兴奋，很难为“外人”道。

现在终于有人想要讲一讲“咱建筑师自己的故事”。纪录片archiCULTURE的导演David Krantz与Ian Harris将把这一独特的“设计教室文化”以影像的方式呈献给观众，让更多的人了解建筑师是如何“炼成”的。影片将追踪拍摄位于纽约布鲁克林区的著名设计学院Pratt Institute建筑系本科毕业班中的五名学生毕业设计的全过程。以此为平台，众多与建筑环境及社会文化息息相关的内容－可持续发展、新技术、环境心理学、建筑的社会责任等等问题－将在片中以大众易于理解的方式进行讨论。

这两位年轻的导演都不是电影科班出身，而是设计师。 Krantz是Clemson University的景观建筑学学士；而Harris毕业于University of Cincinnati，主修城市规划。 设计教育为他们提供了创造性地构筑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与能力。“我认为更多的人应该到建筑／设计学校学习，并将学习到的技巧应用到这些人最终进入的任何领域。作为建筑师，我们学习的是如何理解一个问题，全面地分析它，并且提出创造性的解决方案。形成有创造性的解决方案是我们对于社会的真正价值所在……这可以应用在许多事情上，无论是创造我们的居住环境、设计网站、或者导演一部电影。所以对我们来说，现在是一部电影，但将来可能是一处景观、一部广告片、或者一栋摩天楼。” Krantz和Harris都在上大学时就对纪录片有着浓厚的兴趣。他们毕业后到旧金山工作，在那里相遇并成为朋友。当产生了拍摄这样一部纪录片的念头后，他们边上班边参加相关的电影课程。随之投入了近四年的努力来打造这部旨在沟通建筑领域与大众的影片。 现在该片处于后期制作阶段，预计2011年5月首映。

访谈：

李苏萍（以下简称李）：关于影片的主题，我的第一印象是你们最初的想法是为人们展示“设计室文化”以及为什么这些“疯狂”的建筑系学生变得如此疯狂。而随着影片的摄制，这一想法也在逐渐发展。影片成为一个用来讨论与建筑相关的广泛话题的平台，包括技术、可持续发展、环境心理学、甚至性别与种族等等。 这在我看来有些雄心勃勃。那么你们是想将这部电影作为面对广大观众的Archicture101(建筑入门课程）？还是会在影片中就每个话题进行深入讨论？

David Krantz(以下简称Krantz): 你的解释很准确。从一开始我们就有很强烈的想法要纪录设计室文化，以及学生们所经历的过程。但是当时我们并不是很明确最终这一想法会把我们引领到哪儿。如你所言，这些关于学生的故事成为讨论当今建筑行业的对话平台。

Ian Harris (以下简称Harris): 面向大众的建筑入门课程正是我们想要的方向。我们不会以建筑学专业研究的深度来讨论这些话题，例如对于可持续发展，更多的是关于大众如何看待可持续发展，以及建筑领域当下如何面对这一课题……这部电影是介于“以话题为主线”（issue-driven)和“以角色为主线”(character-driven)这两种纪录片形式之间。这和你所问的关于影片如何发展的问题相关……在拍摄前，我们也想过这是一部“以话题为主线”的影片。但当我们与学生见面并开始拍摄后，我们开始觉得这应该是一部“以角色为主线”的影片。而现在到了后期制作阶段，这两者开始并存。所以这是一部有关五个建筑系学生的电影，但当故事展开，话题将浮现出来，对在当今建筑领域中正在发生的事情进行讨论。

李：你们为什么选择电影作为推广建筑的媒介？它的优势相较于其它大众媒介在哪里？

Harris: 相对于写一本书或者建个网站？我得说电影是到目前为止最有力的媒介。而且它很具民主性，能够传达到很广泛的群体中。对于我们来说，很难向从未接触过设计室环境的人解释这是怎么一回事。例如那些学生经常在设计室呆到很晚，但是为什么那里充满活力，为什么那里很有趣？设计室的环境非常适合拍摄纪录片。我们所挑选的是毕业班的学生。他们已经在一起学习生活五年了，如同一个大家庭一样。我们在最后阶段介入到他们的成长发展中。而电影是目前最佳方式去纪录这一过程，你需要声音，需要光线，需要表达设计室的动态特性从而将这些交流给观众。

Krantz: 而且电影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是易于理解的。你也许可以建立一个非常吸引人的网站讨论相同的题目。但是想要吸引建筑专业之外的人来浏览这个网站恐怕要比吸引他们来看一部电影困难得多。所以这又回到我们想要让大众参与的初衷。

李：你们挑选学校和学生的标准是什么？

Harris：你要知道我们开始做这件事时并没有任何电影方面的经历，只是两个刚刚涉足纪录片领域的设计师。我们几乎问遍了全美各地的将近六十五所建筑院系，寄给他们计划书。其中二十所对此表示兴趣。那时是2007年秋季，而我们计划从2008年春季开始拍摄。在这二十所学校中，不少建筑系对电影内容很感兴趣，但是不愿意插手与学校商讨拍摄中与法律相关的事宜，而是让我们自己去解决这些问题。而我们两个人没有时间和财力去做这些事情。最终我们亲自去面试了五所学校，Pratt Institute是其中之一。通过与院长和系主任对话从而找到最令我们感觉舒服的学校。另一个挑选学校的重要标准是学生的组成要非常多元化、, 而Pratt Institut拥有很广泛的学生类型……在学期开始我们被介绍给学生们。在我们的办公室里有一面巨大的墙上贴满了学生的照片，用来进行讨论。到了学期中我们差不多集中在十二个学生上；当拍摄完毕后，从中晒选出八名；而通过剪辑过程我们敲定其中五名主角。

李：能谈谈你们在电影中采访的人吗？

Krantz：其中有一些是建筑系教授，大多数被采访人是建筑行业中的带头人……但想要他们用我们希望的方式［大众听得懂的方式］进行表达很困难。

Harris：建筑师们有他们的术语……但当我们访谈时，对他们说的第一句话通常是“请假设你现在是和我生活在辛辛那提的妈妈解释这些”。想想如何向那些对建筑一无所知的人解释这些话题，因为这非常重要。对于教授们来说这比较困难。因为他们在设计教室里教课，在那种氛围中很难要求他们用另一种方式表达，特别是我们实时拍摄时。

Krantz: 当意识到这一点后，我们也采访了很多非建筑专业人士。事实上对于这些人的访谈构成了这部影片最有意思的部分。

李：你们如何选择去采访什么人？

Krantz: 当我们进行拍摄时，一人用一架摄像机，彼此并不知道对方拍摄了什么。所以拍摄后的第一步就是坐下来研究我们已经有了哪些内容以及哪部分会产生比较有趣的话题。然后我们问自己， 谁能帮助我们支持，或者反对，或者构筑这些话题呢？这就是一些研究介入的地方，也是我们自身的背景起作用的时候。例如我们知道William MacDonald是一位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专家。

Harris：而我的一位朋友刚刚结婚，他妻子的朋友在William MacDonald的公司工作。于是我发了一封信给她……我们利用我们所能利用的一切人脉和资源［去联系想要采访的人］

Krantz:这样一个网络就逐渐形成了。你总需要采访一些“明星建筑师” 。也许你采访Thom Mayne时，他会说我认识Frank Ghery，于是你可能因此得到采访Ghery的机会。所以逐渐形成了一个越来越大的网络。

Harris: 另一个优势是在纽约进行后期制作。这是一个世界级的都市，人来人往。例如我们将采访Thom Mayne两次，他经常来纽约。有不少名建筑师或者是以纽约为基地，或者是经常来往这里。而另一方面，我们的制作过程非常长。所以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可以等待他们来纽约时进行采访。

李：我知道这部电影最初的名字是archiTORTURE, 这是一个很有力的名字。我个人很喜欢。后来你们将之改为archiCULTURE。你们认为这是一种妥协吗？

Harris: 是的。我个人认为archiTORTURE是一个更有潜力的名字。但是如果用这个名字的话，没有人想介入这部电影。学校机构对于“折磨”这个字眼感觉很不舒服。当初我们寻找学校时，在计划书上写了archiTORTURE这个名字，而因此我被很多学校的系主任在电话里教育，告诉我说，“我在建筑教育领域倾注了多年心血，将建筑教育称为‘折磨’是很不合适的。这会带来负面影响”云云。而我心想，别这么激动嘛，这只是一部电影，应该具有娱乐性。其实几乎所有建筑师都很喜欢archiTORTURE这个名字。不过的确可能让一些圈外人望而却步…… 现在的这个名字archiCULTURE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是建筑对当代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建筑是社会文化的产物。

Krantz：这源自于丘吉尔的名言“我们塑造了建筑，而建筑反过来也影响了我们。“

李： 在拍摄这部电影前后，你们对于建筑学科有什么不同的看法？

Krantz：对我来说非常不一样。我一直很关心当今建筑行业的状况。这么说可能有些泛泛，但是对于有些事，你介入越多，就越会意识到它在哪里有问题。我不想听起来很消极，事实上很多方面设计行业是在向正确的方向发展。但是有不少方面应该有所变化。我不认为这部电影能够为该如何变化提供答案，不过它能够提出一些我们关心的问题。

Harris：我觉得建筑行业是一个奢华的服务行业。也许主要是在美国。当我们做这部电影时，与尽可能多的建筑师交谈，会觉得这是一个为有钱人服务并被其左右的行业。但这不是我们想要进入这一行业的原因，这是我们想要离开它的原因。因为它的一大问题是大众无法介入其中。而这次的金融危机也进一步证明了这一行业多么无力。它是第一个受影响的，也是最后一个恢复元气的，因为它是奢侈品，而非能创造有意义的空间，从而对社会文化有持续影响的重要元素。在过去的五十年，在美国我们建造了许多糟糕的建筑和空间。这与建筑师们和大众间的联系和交流非常少有着直接关系。这是为什么我们想要拍摄这部电影。我们想要拆掉这面墙，或者开一扇窗。通过观看这些学生如何面对我们社会现在所面临的种种实际问题，从而理解建筑是可以用来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之一，而不仅仅是设计一个漂亮的立面。

Butler College, Princeton University

文／李苏萍     发表于id＋c杂志 2010年4月

看过电影《哈利波特》的人会对影片中神奇的霍格沃茨魔法学校印象深刻。在每年开学伊始，新入学的学生们都要由那顶魔法帽子分配到四个学院中。在各个学院中不同年级的学生住在一起，有自己的院长、徽章、球队，以及供学生们休息、娱乐、切磋魔法的公共活动空间(Common Room)。这其实就是基于西方高校体制中的住宿学院（Residential college）模式－在大的学校范畴内营建中小规模、学科交叉、更具认同感的学生社区。传统住宿学院模式最早于11世纪出现在穆斯林世界，于12世纪传入法国而被欧化。13世纪在英国，特别是牛津发扬广大、影响深远；并于17世纪在哈佛建校时进入美国。之后， 住宿学院模式在美国几经兴衰，褒贬不一 。但其将教学与居住结合、对学生的思维与心灵进行全方面培养的宗旨则一脉相承。如其倡导者之一，普林斯顿校长威尔逊(Woodrow Wilson)所说，大学“不是一个年轻人寻找职业的地方，而是寻找到他自己的地方”。

2009年秋季，普林斯顿大学的四年制住宿学院巴特勒学院(Butler College)的扩建工程结束并向学生开放。自此该校住宿学院从两年制向四年加两年的转型也正式完成, 威尔逊校长的愿望终于得以实现。 每个四年制学院能容纳400名一二年纪学生、100名三四年纪学生及10名研究生／博士生；而每所二年制学院能容纳475名一二年纪生及10名研究生／博士生。每个学院配有院长(Master)， 主任(Dean)和学习主管（Director of Studies）－负责学生有关学业方面的指导咨询，学生生活主管(Director of Student life)－负责帮助学生建立社区认同感，为学生的个人及社交方面问题提供指点和帮助。 另外还会选出十五位高年级生作为指导员（Residential College Advisers）, 与研究生／博士生一起为低年级生在生活及学习方面提供帮助。每个学期还会有一位驻院老师（Faculty in Residence)，是本校或者访问教授，住在学院的公寓里，从而与学生有更广泛的交流。

普林斯顿大学的校内总建筑师麦考伊（Ron McCoy,University Architect ）认为该校住宿学院的特点之一是为学生提供多种选择。传统住宿学院中学生一般都在本学院的大餐厅(Dining Hall)用餐，其它公共空间，如学习室、讨论室、图书馆等等，也都只面向院内学生开放，以此来强化学院内的团体意识和认同感。但另一方面，也使得住宿学院比较内向型。在普林斯顿，学生可以选择住在哪里，也可以选择到其它学院的餐厅或者“饮食俱乐部”（Eating Club，一种为学生提供社交场所的俱乐部）就餐。此做法使各学院学生间的互动机会增多，同时也促进了学院之间，特别是学院及“饮食俱乐部”之间的竞争，从而为学生提供更好的服务。而这一特色的形成却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早在1906年，威尔逊校长就提出了创建住宿学院制的“Quad Plan”， 不过这一计划由于受到当时一些校内人士以及校友的抵制而未能实现。时隔七十二年后，成立住宿学院系统的建议被重提。如同前次一样，高年级生不愿意放弃他们的“饮食俱乐部”。最终大学委员会决定将采取两年制住宿学院，只提供给一二年纪学生。正是在这次变革中巴特勒学院(Butler College)于1983年正式启用。2000年，学校决定扩充住宿学院，经过一系列的新建、改建和扩建工程，于2007年秋季开始启动新的住宿学院系统。三座四年制学院将分别与三座两年制学院配对。 三四年级学生可以选择继续住在住宿学院，或者搬到高年级生宿舍。但即使已经离开学院，他们仍可回学院就餐，以及向学院的老师寻求学业方面的帮助。在此背景下，巴特勒学院建于二战后的五栋宿舍被拆除，由Pei Cobb Freed and Partners设计的新宿舍楼将建于不同年代的宿舍／餐厅联系在一起，完成其向四年制住宿学院的转型。

在普林斯顿老校园中，由学院哥特风格（Collegiate Gothic）的老宿舍楼改建的住宿学院很受学生喜爱，而想比之下二战后建造的现代主义风格的住宿学院就不那么受欢迎了。因此，在新巴特勒学院之前兴建的惠特曼学院（Whitman College）采用的是全然复古的仿学院哥特风格。然而如同Pei Cobb Freed and Partners事务所合伙人、新巴特勒学院的主要设计师考伯（Henry Cobb）所说，“我不认为将一座当代建筑建成学院哥特风格是适宜的－这一风格并不能很好地适应当代功能用项的要求，而且依赖于现在已经不复存在的工匠手艺。这不是正确的解决方式。在巴特勒学院的设计中我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就是证明你可以拥有人们通常与学院哥特风格联系在一起的那些特质，而不去复制学院哥特风格。这些特质是什么呢？首先是空间特质，建筑物围合院落。其次是比例特质，建筑物不是很高，且高低错落。第三，是多变与事件性(eventfulness)。 学院哥特风格充满偶然性，而非系统性。我想要证明你可以在一座当代建筑中仍然保持这种偶然性。巴特勒学院表明不去模仿过去的风格样式，你也可以拥有一座有趣、吸引人且具有亲切感的建筑物。”

新巴特勒学院的两个分别朝西和朝南的U型体量形成三处各有特色的室外空间，成为普林斯顿校园中尺度怡人的人行步道及院落空间肌理的延伸。西侧庭院朝向连接至老校区中心的Elm Drive，以及一街之隔的惠特曼学院，展现了学院对外的一种开放姿态。从这里通过两个过街楼将人们引入到位于两个U型体量之间的步行通道Lourie-Love Walk。这条南北向步道连接着巴特勒学院南北两侧的现存建筑物， 同时以北侧建筑物Wilcox Hall的中轴为轴线，使新学院在其两侧形成均衡但不完全对称的布局，充分显示对已有校园肌理的尊重。位于东侧的下沉式广场Memorial Courtyard则安静私密。几段弧型挡土墙层层下叠形成室外剧场似的空间形态。挡土墙之间是铺设绿草的步行坡道。这是一个既可静坐沉思，亦可组织大型学院活动的室外客厅。其西侧的学习室设有出入口直接与之相连，使其成为室内学习空间的延伸。

在建筑的尺度上，每个U型体量均为二层和三层体量的结合，错落布置，与景观设计共同营造相应的室外空间。新巴特勒学院提供了包括晚间咖啡厅（营业时间是晚八点到凌晨一点）、学习室、教室、计算机房等多个公共空间。这些设施不仅面向巴特勒学院，全普林斯顿师生均可使用。这一开放性也是区别于传统住宿学院的一个重要特点。为了使这些公共空间易达并彼此连接，同时又保持两至三层的建筑体量，建筑师将其放置在地下层。通过东侧的下沉广场以及在中央步道上的两处下沉花园，位于地下的大部分公共空间均有大量的自然采光，且可直接到达室外。

考伯认为事件性（ eventfulness ）－多变的，充满偶然性和场所感的特质－是学院哥特风格区别与现代主义建筑的地方，后者更趋向于系统性－统一但缺乏变化。 “在学生宿舍的设计中，多样性和事件性对于室内和室外都非常重要，从而使学生感觉到作为个体被尊重，而非被当作毫无个性区别的大众。无论你在哪里，都应该能够定位自己［在建筑中的位置］，并且觉得自己是某个物理性和社会性结构的一部分，而这一结构则充满了多变与事件。统一中的变化是目标。”以不同深浅的红砖为主要外墙饰面材料，并以与砖同样厚度的细长条状石灰岩加以点缀，建筑的尺度宜人而活泼。立面的设计与内部空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为了能够提高学院对高年级生的吸引力，为他们准备的宿舍套间的卧室要比低年级生的面积大一些。同时学校要求这些高年级生宿舍要分布在整个学院里，而非集中在某一个区域，从而增加不同年级学生之间的交流机会。建筑师将此要求看作是一个产生“事件性”的机会。这些套间在平面上呈曲线型突出，从而加大房间面积。这在建筑体量的不同部位产生波形外墙，并投射阴影，从而形成类似传统学院哥特风格的偶然性及不可预期的立面效果。尽管在材料和细部设计上有着高度的统一，各个楼栋都有着各自的特色，并不单调。

在二十一世纪的高校教育中，教学范式的转变、多学科结构的改革、科技的翻新、师生的多样化以及环境意识的主流化正在重新定义“教”与“学”的关系 － 从权威式的说教模式（authority-based lecture model）转向以探索为基础的学习方式（discovery-based learning）。当代网络与通讯技术将学生从以往集中的教学设施中释放出来，学习不再局限于课堂，而是扩展到学生的全天候生活中。在此背景下，居学一体的住宿学院模式在美国以及其它很多国家的高校中证悄然复兴。在亚洲，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巴基斯坦等国都对此模式都进行了尝试。而在中国，香港中文大学自1940年代起即先后设有被称之为书院的四所住宿学院，并于2006年决定增设五所新书院，以期容纳扩招后的所有本科学生。近期澳门大学在横琴新校园规划中，更是把住宿学院作为新校区的一大特色，计划中的十所书院将“促进师生之间的交往以及跨学科的交流……为学生创造一个多元文化的生活环境”。普林斯顿新巴特勒学院显示了住宿学院模式在适应新的时代需求下在功能用项以及建筑设计等方面的演变和可能性，并且与学校自身的教学规划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为“在线时代”的住宿学院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案例。

工程信息

工程名称：巴特勒学院宿舍 (Butler College Dormitories)

完成时间：2009年9月

客户：普林斯顿大学

建筑设计：Pei Cobb Freed and Partners

执行合伙人（Partner-in-Charge)及主要设计： Henry N. Cobb

合作设计合伙人（Collaborating Design Partner)：Michael  W. Bischoff

基地面积：1.29公顷

建筑面积：112,000平方英尺 (约10,405平方米)

功能：288个床位学生宿舍及公共设施，包括咖啡室、学习室、讨论室等

发表于a+a杂志 2010年2月

在2009年6月的曼哈顿切尔西区(Chelsea)，由废弃高架铁路改建的线性城市公园High Line的开放为被经济危机折磨得有些黯然的纽约带来了些许欢笑。《纽约客》杂志将其评为2009年十大最具积极意义的建筑事件之一 。两年前的夏天我去参观Frank Gehry在哈德逊河畔的新作时，曾经留意到附近被废弃的High Line。它如同一段城市的盲肠，荒芜地横更在曼哈顿如棋盘的街道上，成为流浪汉的聚集地，与之相邻的建筑亦多破败不堪。而两年后的今天，这里无疑是曼哈顿最有活力的场所之一。尽管已是寒冷的冬日，仍有不少人在流连其上。 行走在近乎两层楼高的步行道上，穿梭于伸手可及的建筑物间， 对于习惯于被防火间距、退红线等建筑法规所塑造的呆板城市空间的人们来说，在这里不难体验到一种打破常规的兴奋。High Line是似层相识的。交错斑驳的铁轨时隐时现，提醒着人们满载货物的火车曾经穿梭在工业时代的曼哈顿街头；各种植物自铁轨间、自步道的缝隙中生长而出，让人回想起一度被杂草淹没的铁路。铁轨上不再有火车，取而代之的是能在轨道上自由滑动的日光浴躺椅。你也可以坐在十七街下沉小剧场的木头台阶上，透过端头的大玻璃窗看脚下熙熙攘攘的车流奔驰而过。或者你可能正趴在十二街附近的栏杆上，注视着下面某个街角处正热吻的一对儿情侣，而不经意间一转头，却发现不远处自High Line上空横跨而过的酒店阳台上，正有人饶有兴趣地看着你。你也要留意在二十街与第十大道交汇处的那座公寓楼，若是距High Line只有数米之遥的防火楼梯上的灯笼点亮了，说明当晚楼梯平台将变为歌唱表演的舞台，而你可以在High Line上免费欣赏。

哈德逊风景画派(Hudson River School)代表人物Thomas Cole的五副系列作品《帝国兴衰》（Course of the Empire）曾描绘了一个想像中的城市从诞生到消亡的过程。第一幅画作中是完全自然的景观，未有任何人工的痕迹。而经历了鼎盛时富丽雄伟的建筑组群后，在最后一副画中自然重新占据了主导，唯一留下的“文明”印记是那些草丛中的断垣残壁。High line自身的发展似乎印证着这一过程。它建于1930年代。当时的切尔西区还充斥着肉类加工厂和仓库，而High Line正是为它们运送货物的干线。到了1980年代，随着工厂纷纷搬离，High Line被彻底废弃。除去1960年代被拆除的南段部分外，剩余的High Line仍然穿越了二十几个街区，但上面杂草丛生，淹没了铁轨。在后工业化时代繁华都市的一角，自然正逐渐静悄悄地收复失地。 在2003年的国际设计竞赛中，由景观设计事务所James Corner Field Operations及建筑设计事务所Diller Scofidio + Renfro联合设计的中标方案力图保持High Line的野性魅力和时间印记。被改建成为线性公共空间的High Line在自然与城市间找寻着平衡。其设计的主要元素是共有十种类型的条形预制混凝土模块，形成了统一而有变化的连续人行步道。 某些模块的端头收缩变窄，其间空隙刚好铁轨能够伸入。又或者如张开的手指一般承接着景观部分。植物自“指缝”间、自铁轨间长出，柔和了混凝土铺地与景观之间的界限，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同时也令人回味起在城市的夹缝中生存的植物，特别是当初荒芜的High Line被野生植被占领的情形。 混凝土模块形成的硬质表面与植被形成的软质表明之间的比例随着位置的不同而变化，形成与所在街区的微气候环境相适应的“植被－建筑”系统－Agri-tecture。 城市与自然不再是对立的两极，中央公园式的自然作为逃离城市的避难所演变成为High Line中两者的“亲密”对话。

美国现代景观设计的代表人物Lawrence Halprin曾提出“我们时代城市的最终目的是为生活于其中的人们提供一个具有创造性的环境。对于创造性，我指的是一座城市应该有着丰富的多样性从而使人们有着选择的自由；应该产生出最大限度的人与其都市环境间的互动。” 全长达2.4公里，自曼哈顿峡谷般的街道和楼群中穿行而过的High Line无疑为人们提供了对这座城市的全新体验 。当年修建High Line时，由于其主要功能是为所在的肉类加工区运送货物，它被设计成从城市街区中间穿过， 能够直接进入建筑物的内部。新的High Line公园最大限度地保持了这种与相邻建筑的紧密联系。曼哈顿的寸土寸金使新建的建筑物亦与High Line有着很近的距离，有的甚至跨越其上，例如近期落成的Standard Hotel。High Line沿线的许多地产也都申请与其有直接的出入口连接。但为了保持其安静低调的特质，最终在第一阶段的工程沿线只有四个与建筑物相连的出入口。在High Line上行走不仅有观看城市的全新视角，也会觉得与城市的关系更为接近。 另一方面，High Line的高度大约是8到10米，使人们仍可以看清城市街道上的行人与活动，并未产生与地面脱节的感觉。同时俯视的视角使位处High Line上的人们在都市中人看人的行为中处于主动的位置。

High Line的设计彰显着着对于城市记忆的尊重与发展，而High Line的保存亦是因为周围居民的努力。 1980年代中期曾有人提出应该将其拆除，受到附近居民、活动家及铁路爱好者Peter Obletz的反对，并在法庭上据理力争，提出应该恢复铁路的服务。1999年，本着同样的精神，附近居民Joshua David及Robert Hammond成立了Friend of the High Line这一非盈利组织，旨在对其保护及重新利用，使之成为公共开放空间。经过三年的努力，2002年底纽约市终于将对High Line的保护和再利用列为城市政策之一。 不过吊诡的是，随着High Line的成功，周围的建筑和地块增值，也会使一些住宅和店铺租户无法再负担高昂的租金而迁去他处。

在后工业时代的城市中，大量的工业遗构失去往昔的辉煌，但仍承载着人们的记忆。 基于保存城市历史以及可持续发展的考量，对于旧厂房车间等空间的改造屡见不鲜，有很多非常成功的案例。而线性基础设施－铁路、高速路、桥梁等－的再利用和改造则带来新的挑战。High Line并不是第一个改建利用高架铁路的案例。早在1994年，巴黎的Viaduc des Arts and Promenade Plantée工程就把一段长达4.5公里、建于1859年的砖石拱券结构的高架铁路改建成上部为公园、下部为画廊及手工业作坊的城市公共空间。不过这一项目的成功似乎并未带来更多的追随者。直到十五年后High Line的改建才结束了它作为世界上唯一一处高架公园的头衔。而与High Line类似的工程也开始层出不穷，例如波士顿的Reading Viaduct Project, 芝加哥的Bloomingdale Trail都在尝试对废弃铁路的再利用。这一改变与近年来对于城市及景观设计的认知变化密不可分。城市的扩张及城市中多中心的形成使流动性与可达性变得日益重要，各种流－车流、人流、物流、信息流－形成城市地理学家所称的“日常城市系统”。这使得在当代都市中，动态的基础设施、城市网络、多义性空间逐渐替代静态的传统公共空间，例如广场、公园，为人们提供与每日生活息息相关的新公共社交场所。 承载这些流的基础设施的景观化使得景观设计进一步脱离模仿自然或者醉心形式的局限，而扩展到如何建立作为城市空间和场所间连接组织的功能网络，并服务于通过其中的动态过程及事件。重构、整合、连接、强化成为设计中的关键词。 在曼哈顿街头穿梭的High Line为这种新型城市空间提供了一个可兹借鉴的案例。

工程信息：

建成时间：第一阶段2009年6月开放

第二阶段2010年2月开放

第三阶段尚未确定是否作为公园用途

地点：美国纽约市曼哈顿西区

业主：纽约市及Friend of the High Line

规模：总面积2.87公顷，穿越22个街区，总长2.3公里

造价：152，300，000美元

设计团队：James Corner Field Operations，项目主管

James Corner Field Operations及Diller Scofidio + Renfro联合设计

文／李苏萍 发表于id＋c杂志 2010年1月

2005年美国当代艺术馆(MoMA)举办了题为“Groundswell －营造当代地景”的展览，其中的大部分城市公共景观作品选址在后工业时代被搁置或废弃的地块上，旨在探讨“坏死”的城市肌体的再生与重组。城市的发展可以说是在不同背景下，不断定义和重新定义已有现状的过程。展览精选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二十三个建成与未建成项目，其中包括尚在施工阶段的西雅图奥林匹克雕塑公园。

奥林匹克雕塑公园位于西雅图市中心西部，濒临依利雅特湾(Elliott Bay)，与西雅图著名地标Space Needle靠近。其基地历经百年变迁，蕴含着城市重重叠叠的记忆。1910年加利福尼亚联合石油公司(Union Oil Company of California)在此建立了一座石油输送及分配设施。到了1970年代被废弃不用，成为被污染的褐地。（褐地(Brownfield) 由美国环境保护署（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定义为“那些由于存在或者潜在存在有害物质而在扩建、再开发或者重新使用时比较复杂的地产”。）褐地再开发是近年来城市可持续发展策略中的重要内容。来自基地的另一个重要挑战是与水滨平行的铁路及公路。这些重要的城市基础设施隔断了城市与水滨的联系，形成三处平行并置的独立地块，如何将三者联结在一起成为设计需要考虑的首要问题。

城市对于这块基地的最初设想是卖给开发商在其上建造豪华公寓。但西雅图艺术馆提出了不同的构想－将市中心这最后的濒水地块改建成免费向市民开放的雕塑公园。1999年艺术馆购置该基地并举办了国际设计竞赛。在参赛的五十二个作品中，纽约建筑事务所Weiss/Manfredi Architects构想的Z形布局方案中标。该方案利用三条转折的斜面形成长达2200英尺的步行道，将人们自城市一直导引到海滨沙滩，将三处地块自然流畅地连为一体， 同时整个流线也将从城市到水滨的四十英尺的高差消解。建筑师认为“这块褐地实在很疯狂……但是跨越高速路与铁路的动势又使其引人注目。所以我们开始想怎样才能使城市放慢速度。Z形步道将焦点引向极端不同的景观视点以及周围另人惊叹的环境。”第一条边跨越高速公路，将视野导向奥林匹克国家公园和依利雅特湾；第二条边与雷尼尔雪山（Mount Rainier)在一条轴线，跨越铁路，呈现给人们城市中心及港口的景观；第三条边则将人们引向新形成的海滩和广阔的水滨视野。

当一百余年前被誉为美国景观之父的奥姆斯特德(Frederick Law Olmsted)设计纽约中央公园的时候，景观是对城市的逃避，是营造“沙漠”中的“绿洲”，是对自然的极力模仿。而随着人们对于城市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理念发生改变，两者之间不再是对立的，而是如何彼此融合。早在1970年代, 哈普林(Lawrence Halprin)就对高速公路对城市的影响进行研究，并设计了同在西雅图的高速公路公园(Seattle Freeway Park)。 在市中心五号州际高速公路的上方营造了一系列花园广场，将公路两侧的城市空间联系起来。2004年竣工的被昵称为“Big Dig”的波士顿中央隧道工程是将市中心长3.5英里的高速路纳入地下，在其上建设公园和公共空间。当今的城市景观设计承袭了哈普林的思考，更进一步将基础设施纳入景观的组成部分，有时甚至是主导部分，而非急于隐藏的“现代垃圾”或者“城市伤口”。雕塑公园设计师“的目标是在尊重已有的城市基础设施活力的基础上重新创造基地最初的地貌。” 当人们漫步于公园之内，脚下湍急急速的车流与历史悠久的铁路成为被观看的对象，亦是城市历史的印记。

如果说基地环境中的速度与喧嚣是城市功能的表达，那么公园里的闲情和逸趣则是新型城市公共空间品质的体现。当代雕塑作品成为人们行走于公园内的主要线索，减缓着步行的节奏，丰富着人们在公园／城市中穿行的感知，巧妙地营造着都市生活的不同纬度，拓宽了都市体验的色谱和趣味。二十三件知名艺术家的雕塑作品散落在公园各处。西雅图艺术馆计划未来会委托艺术家专门为公园创作更多的雕塑及其它视觉艺术作品。相较于其它众多艺术馆如后花园般的雕塑花园，奥林匹克雕塑公园无疑为这一艺术展览形式提供了一种新的方式与维度。

位于雕塑公园主入口的PACCAR Pavilion是公园内唯一的建筑物。这座34,000平方英尺（约3,150平方米）的艺术馆提供了展览、活动和休息空间。其下是地下车库。穿过艺术馆人们可进入到一处缓缓下叠的室外剧场，迎面而来的是理查‧塞拉（Richard Serra）的雕塑“Wake(2002-3)” 。十片曲线形的钢板两两相交形成波浪般的空间感，与公园缓坡的走势相一致。尽管并非为雕塑公园创作，Serra亲自挑选的雕塑放置地点和方式使Wake与环境相得益彰。如同Serra的其它作品一样，“这件作品的主题不是它的影像，也不是钢这种材质。而是你自己和穿越其间的体验成为其内容。”

当人们跨越依利雅特公路，折向Z形的第二条边时，火红的“鹰”成为视觉的焦点。这件亚历山大·考德尔（Alexander Calder）1971年的作品高达38英尺，在西雅图亚洲艺术馆的临时“家”中曾显得比例失调，而在这个长长的斜坡上以海天为背景又找回了“鹰击长空”的气势。当驾车从下面公路通过时，“鹰”无疑亦是行进中最为引人注目的雕塑。

另一个与公路有着强烈视觉联系的雕塑是克拉斯·奥尔登堡（Claes Oldenburg)的作品“打字机擦除器”（Typewriter Eraser, Scale X.)。 这个巨大的红色轮子状的雕塑被放置在公路一侧的草坡上，如同随时可能滚落下来。装置在铁路上方的作品“Seattle Cloud Cover”是专门为雕塑公园创作的作品。其材料是9英尺高，200英尺长的夹层玻璃，中间夹有半透明彩色云状图案。

该项目的景观设计师Charles Anderson Landscape Architecture的设计理念是对太平洋西北部地区特有地景类型的再现，是从“高山”到“盐水”的叙述，其中包括山谷，草坪,小树林, 牧场, 海岸以及潮汐六种地景。每一种都是对于自然及生态过程的抽象表达。公园的建设采取了一系列自然环境恢复程序，包括褐地再开发，三文鱼生态环境复原，本地植被恢复及其它一些可持续发展设计策略。

在西雅图雕塑公园，你很难说清什么是真正的主题，是雕塑？是城市？还是自然？它们互为背景，彼此衬托。如果说建筑师是这座雕塑公园的“策展人”，那么艺术、景观、建筑、城市基础设施、以及生态都是展览的元素，在被绵延的都市公共空间中得以融合与重新塑造。

工程信息：

地点：美国西雅图

建成时间：2007年

造价：85，000，000美元

业主：西雅图艺术馆

建筑设计：Weiss/Manfredi Architects

景观设计：Charles Anderson Landscape Architecture

文／李苏萍 发表于id＋c杂志 2009年第10期

2009年5月开幕的芝加哥艺术馆新馆现代之翼（The Modern Wing）被誉为继1970年汉考克大厦之后芝加哥市区的最佳建筑。这是建筑师Renzo Piano继1986年休斯顿的梅尼尔艺术馆（The Menil Collection）, 2003年达拉斯的纳舍尔雕塑中心（Nasher Sculpture Center and Art Museum）, 2005年亚特兰大的亥美术馆（High Museum of Art）,以及2008年洛杉矶艺术馆(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之后在美国博物馆设计中的又一力作。优雅古典的比例，简洁精致的细部，堪称一绝的天光设计，当代而不前卫，温和却自成一格，非常符合博物馆董事会们的口味，是物有所值的保险选择。芝加哥艺术学院前院长James Wood说，“看到梅尼尔艺术馆以及他所设计的其它一些博物馆后，我们知道Piano能够为艺术创造出伟大的空间。而且他也是一名超越个体建筑的好规划师。现代之翼需要将艺术学院编织到城市的核心。”

作为摩天楼的发源地，芝加哥对其建筑遗产非常自豪。尽管它很年轻，又曾惨遭1871年大火毁掉了几乎三分之一的城市，但其后的发展中芝加哥与众多的建筑大师联系在一起，从Louis H. Sullivan, Frank Lloyd Wright到Mies van der Rohe，再到Rem Koolhaas，Frank Gehry。建于1893年的芝加哥艺术学院是一栋包扎风格的建筑, 是当年闻名于世的哥伦比亚世博会的一部分。其南侧的1988年扩建部分与老馆之间隔了火车轨道，由跨越铁道上空的画廊将两馆连接起来。艺术学院北侧是繁华的密歇根大道和高楼林立的芝加哥中心区，南侧隔Columbus Drive是密歇根湖及沿湖水滨。东侧更是芝加哥新的市民中心－千禧公园。致力于保护、展示和教育民众有关其城市与建筑的芝加哥建筑中心与艺术学院一街之隔。在这样一种环境与历史条件下，艺术学院的扩建注定不仅仅是“另一栋建筑”，而是人们期待中的一座新的里程碑，是城市肌理中致密而凸现的新公共场所。Piano自然深知此理。“通过现代之翼，我认为它主要应该表达可到达性、清晰感、简洁感、以及开放性。在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一个典型的欧洲梦，也许有一点儿意大利梦：即建筑不应该是独立的，而总是应该关于街道，总是城市的一部分。”

现代之翼坐落于老馆的东南方，东临千禧公园，与Frank Ghery波浪翻滚的室外音乐厅在同一轴线上遥相对应，一动一静，相得益彰。长达620英尺的步行桥Nichols Bridgeway从千禧公园的核心地带一直通到现代之翼屋顶平台，凌空越过Monroe Street。和其它桥梁的作用一样，“它连接着两个不同的世界从而使它们能够分享彼此的体验”。步行于其上的人们亦可欣赏到芝加哥壮观的天际线。屋顶平台上的雕塑花园是免费对公众开放的，它成为现代之翼的空中广场。从这里人们可乘电梯下到一层贯穿东西的大厅Griffin Court。Griffin Court的主要入口在Monroe Stree一侧，面向千禧公园。它如同一条室内街道，将人们或分散到现代之翼的各处，或引入到老馆的腹地。

现代之翼将艺术学院的面积扩大了三分之一，使其成为美国第二大艺术馆，仅次于纽约现代美术馆。一层包括教育中心、特别展厅、Pritzker Garden等公共活动空间，将艺术学院与城市生活紧密相连。这些空间的性质也使其可采用大面积透明玻璃，将室内空间的活力展示给城市。二层与三层是贡献给现代、当代艺术品及其观赏者的展览空间。自1980年代中期的梅尼尔艺术馆开始，Piano即不断完善对于博物馆采光系统的设计，特别是天窗采光系统。Piano认为艺术馆的作用是将参观者置身于一个脱离于现实的世界，一个形而上的、超越物质的世界。在这里你会忘记你在哪里。你失却了场所、空间与时间感。这同一件艺术品脱离现实世界一样，处于一种悬置的状态。而天光的引入有助于创造这样一个超越物质的空间。侧光则不同，因为侧光不具有抽象性。在现代之翼，玻璃屋面由优雅的钢架系统支撑，漂浮在其上的是由三维曲线的铝合金百叶组成的“飞毯”，调节自然光线使其更适合于艺术展览的需要。“飞毯”亦延伸到其北侧花园Pritzker Garden的上空，投射下精致的阴影。

在面对芝加哥媒体的一次采访中，Piano谈及对如何欣赏艺术的体会：“我学会不要去想太多。我看一件艺术品时就如同听音乐一样，将自己交付于潜意识。有时你必须接受从理性到非理性，到本能的转换。在艺术中……你辨认出某些东西但是你不需要理解你辨认出了什么。我曾经在一幅罗斯科（Mark Rothko）的作品前沉思。我喜欢这位艺术家，但是你怎么解释你为什么喜欢这件艺术品？那只是内在的一种感觉。当然你需要移动，你站在十尺之外，然后你走近些，走到五尺的距离。然后你又退后，非常靠后。而每一次你移动你的头部，你的身体，你会理解和发现一些不同的东西。这如同宇宙一般。非常精彩。”现代之翼理性的外壳下亦潜藏着对其文脉环境的直觉回应，它形成了一个几乎非物质性的空间场所，让人们在其中感知艺术的魅力。

工程资料：

时间：2000－2009

地点：美国芝加哥

造价: 两亿九千四百万美元

面积: 264，000平方英尺 (约24，500平方米）

建筑设计：Renzo Piano Building Workshop

执行设计：Interactive Design Inc. (芝加哥）

设计团队: J. Moolhuijzen (partner in charge), D.Rat, C.Maxwell-Mahon with A.Belvedere, D.Colas, P.Colonna, O.Foucher, A.Gallissian, S.Giorgio-Marrano, H.Lee, W.Matthews, T.Mikdashi, J.B.Mothes, Y.Pagès, B.Payson, M.Reale, J.Rousseau, A.Stern, A.Vachette, C.von Däniken and K.Doerr, M.Gomes, J.Nakagawa; Y.Kyrkos, C.Colson, O.Aubert (models)

结构设计：Ove Arup & Partners

景观设计：Gustafson Guthrie Nichol Ltd

1977年策展人Marcia Tucker被纽约惠特尼美国艺术馆(The Whitney Museum of American Art)辞退，原因是她所策划的展览都是关于最前卫的当代艺术，颇富争议。同年Tucker在纽约创建了New Museum，将其定位介于展出当代草根艺术家作品的画廊与传统艺术馆之间。New Museum的第一个展览－“五位当代艺术家的早期作品”－是借用New School（纽约的一所大学）的空间。在其后的近三十年里，尽管称为艺术馆，New Museum并没有一个机构化的组织结构以及独立的建筑。它更像一个画廊，被圈内人所熟知，但对于圈外人来说却难以辨认。Tucker在建馆之初就提出“半永久收藏”的概念。她建议该馆收购的作品每十年就将其买出，再购买新的作品，使其馆藏永远处于当代艺术创作的最前沿。尽管这个概念始终没能彻底实现，从中仍可看出New Museum所追求的是一种流动的、具有活力的状态。2002年底，在新馆长Lisa Pillips的领导下，New Museum宣布要建一座独立的艺术馆，并举办国际设计竞赛，最终选定日本建筑师妹岛和世和西泽立卫组建的设计公司SANAA的作品。Pillips指出，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年轻的、在美国几乎没有重要作品的设计公司是因为 “我觉得应该秉承我们支持新艺术的使命” 。

自1997年Frank Gehry设计的毕尔巴鄂古根海姆艺术馆（Guggenheim Museum Bilbao）取得商业上的巨大成功之后，选择明星建筑师设计地标式的建筑已经成为艺术馆“市场推销”的重要策略。以美国来说，几乎每座大城市都在兴建或改建艺术馆，以吸引游人、带动经济。例如Herzog & de Meuron设计的三藩德扬艺术馆(de Young Museum)，Steven Holl在堪萨斯城的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馆(Nelson-Atkins Museum)扩建工程，Renzo Piano设计的刚刚开幕的芝加哥艺术学院当代馆(Modern Wing at the Art Institute)等等。 就纽约而言，MOMA是比较活跃的一个。自2004年谷口吉生设计的新馆开幕后，Jean Nouvel的摩天楼又即将粉墨登场。而大都会、古根海姆也纷纷修葺旧馆。在后毕尔巴鄂时代, 根植于启蒙运动传统的艺术馆已不再仅仅是教育的场所，而成为积娱乐、消费、甚至餐饮于一身、潜藏着无限商机的休闲场所。当今艺术馆的标准设施除了展览空间外，还要包括礼品店、咖啡厅、餐馆以及可供企业或个人租赁用来举办活动的公共空间。

在艺术馆日益商业化的冲击下，New Museum小心翼翼地保持着其边缘性。这从其新馆的选址中可见一斑。New Museum是曼哈顿第一座在下城(Downtown)建起的艺术馆。与MOMA、古根海姆、或者大都会美术馆这些位于上城(Uptown)绝佳位置的超大艺术馆形成对比。Bowery街如同八十年代的SoHo和东村，脏乱、混杂、甚至危险，但是充满活力。后者已经被彻底商业化，充斥着高档商店、餐馆和豪华公寓，高昂的租金迫使居住在这里的艺术家们纷纷搬离。New Museum从八十年代初开始栖身的位于SoHo的Astor大厦即在1994年被开发成为豪华公寓。尽管经过协商后New Museum仍在其中保有一席之地，但SoHo当初自由活跃的艺术氛围已不复存在。

Bowery街的基地呈L形，沿街宽71英尺(约22米)，深112英尺(约34米)，夹在一排高低不一但同样有着狭窄沿街面的建筑之间，是典型的纽约下城街景。狭小的基地对于任何想要在其上设计大面积展览空间的建筑师来说都是一项挑战。寻求向竖向发展是无可避免的，但从而带来的是如何安排展览空间的流线，解决自然采光、以及避免超大建筑体量对于周边老城肌理的影响等棘手的问题。SANAA的答案是如同积木一样叠放在一起的六个”白盒子”，仿佛悬浮在底层全部透明的玻璃门厅之上。这些盒子错落而置，使每个展厅都有机会得到一些天光。为了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墙面作为展览用途，大部分的立面上都没有开窗。建筑师在外墙上加设了一层特别设计的铝合金网表皮，在过于实体的建筑表面产生一定的进深感，形如半透明。表皮对于光线的反射也使建筑物在每天的不同时刻有着不同的光泽和色彩。尽管从图片上看New Museum极简主义的白盒子似乎纯净得与周遭的老旧街道不可融合，在现实中其特殊的铝合金网表皮对于光线的反射使其”白色”带着周遭的色相，轻盈而不冷漠。出出进进的盒子形成的轮廓线也与其相邻的建筑物在尺度上更为接近。

为了能够留出足够多的开放形展览空间，SANAA将包括楼梯、电梯、洗手间等服务性空间在内的交通服务核放置在建筑物的一侧，从而在各层划分出东侧比较大的开放空间及西侧窄小的狭长空间。在一层的开放空间内是门厅、艺术品商店。西侧的狭长空间则被用做服务性区域。北侧端头的咖啡厅与画廊横贯东西，因而在这里既可看到在门厅中出出进进的参观者，亦可看到正在装卸的艺术品。从二层到四层均为展览空间。这些四面白墙落地的“白盒子”采用浅灰色的混凝土地面，顶棚则暴露出漆成白色的钢框架及楼板，既忠实地反应出结构，又赋予白盒子一种与当代艺术－特别是New Museum所推崇的具有挑战性的前卫作品－相得益彰的实用性气质。位于不同位置的天窗也为每个展厅带来不尽相同的光线特质，使参观者很容易辨认出自己所在的位置。博物馆的办公空间及教室位于五层及六层。七层则是用来举办活动的公共空间，可以通到临街的室外露台，眺望独特的下城街景。

New Museum的白盒子可以说是对当代艺术的一种隐喻。首先“白盒子”(White Cube)是当今艺术展览的一种很普遍的设置。艺术博物馆是十八世纪才兴起的“新事物”，使艺术品能够为普罗大众接触到，而非仅仅是富人家里的装饰品。但此前的艺术作品大多为某个特定环境所创作，抑或是那些原本不是艺术品的“艺术品“-生活中具有特殊功能的用具或器具。只有在艺术博物馆兴起后，才逐渐有了专为展览创作的作品。如果说对于如何展出前类艺术品还颇有争论的话，对于西方现代特别是当代艺术作品的展览，则大部分意见会认同具有宽大的开放空间、中性色彩的“白盒子”是比较好的选择。New Museum不仅在室内的展览空间中应用“白盒子”，整个建筑外观即是一摞“白盒子”。另一方面，这些“白盒子”带给人们双重感受，即简单又复杂，既有游戏般的活泼，又有哲学般的思索，将深刻的思考以轻松的方式表达……这些特质与当代艺术如出一辙。

New Museum能够搬离SoHo,但无法躲避同样的过度商业化随之迁移到Bowery街。继2002年选定馆址后，Bowery街已经逐渐开始发生变化。高档超市Whole Foods在附近开业，好几栋豪华公寓已经在艺术馆的视野内建起，一些名店－例如Ralph Lauren－也纷纷开始在这里开设分店。在艺术馆市场化的冲击下，不知道丢失了乌托邦的New Museum是否能够在这座富有个性的建筑物里继续保持自己的个性？

文：田阳   李苏萍

发表于《建筑知识》2009年第三期

如何为online时代的学生提供新型校内居住环境是当今美国大学发展的关键议题之一。 这与学生住宅在校园体验中所扮演的日趋重要的角色密切关联。新建或改建校内学生住宅已成为众多高校校园总体规划和发展的重要部分。《大学规划与管理》杂志(College Planning & Management)2008年全美学生住宅调查报告表明，校内居住环境是当今学生择校的主要标准之一。参与问卷调查的46所高校中，67%计划兴建或扩建校内学生住宅，1/3的院校有工程正在建设中。

当代美国高校学生住宅的变革可以说是上世纪末高等教育理念重新定位的衍生。教学范式的转变、多学科结构的改革、科技的翻新、师生的多样化以及环境意识的主流化重新定义了“教”与“学”的关系。教育学家已达成普遍共识：知识不是“传递”给学生的，而是学生自己构筑的。学习是一种社交过程，在与他人的积极交互中产生有意义的体验；校园应该是“制造学习”的地方。传统教学楼的意义被削弱，多样化的“非正式学习”空间模式不断被尝试。在此背景下，美国教育者们的视线聚焦到高校学生的居住状况，重新考察“学” （learning）与“居”(living)之间关系的当代意义和现实价值。

学：居之意

Robert B. Barr和John Tagg在其影响广泛的《本科教育的新范式》一文中指出近年来在美国高等教育中的巨大暗流，即从以教师为中心的“指导型范式” 向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型范式”的转变。课节制、学分制、教师评估制和传统教室成为被质疑的对象。他们强调 “指导型范式”孤立地构筑学习。“知识只是教师所传播的内容。教师是传递知识的主要媒介，学生被看作是被动的容器，被塞入那些将来在考试时需要记起来的知识。”而“学习型范式”则整体性地构筑知识。“这一过程中的主要媒介是学习者。学生必须是其知识的积极探索者和构筑者”。
尽管“学习型范式”仍处于探索阶段，在现实中与“指导型范式”并存，但对以学生为主导、以交互为基础的“非正式学习”的重视在高等教育理念中越来越显著。（“非正式学习” 是指在学校范围内进行，但发生在课堂之外的、个人或者合作性的、与课程相关的活动，并且不一定要涉及教师参与。）50分钟一堂课、3个学分一门课、老师恪守讲义、普通讲台课桌制被弱化，校园成为“制造学习”的平台。大学的核心工作将变成组织、设计和营造多样性的学习环境。学生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最佳学习方式，在教室之外更自由地选择何时、何地以及如何进行学习 。

对于“在线”一代来说，信息与通讯科技如同氧气一样，在生活、学习、交流、娱乐以及社交中不可或缺。 互联网的普及使得学习从权威式的说教模式（authority-based lecture model）转向以探索为基础的学习方式（discovery-based learning）。无线网络、笔记本电脑以及其它通讯设施将学生从以往集中的教学设施中释放出来。教、学、研究、管理、交流、娱乐等方面间原本清晰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学习不再局限于课堂，已扩展到学生的全天候生活中。新的校园规划策略和建筑类型应运而生，如何营造“非正式学习”环境成为关键议题。
改建或新建配有最新科技设备的学习中心是一种流行做法。然而，Peter Jamieson 在讨论各类“学习中心”——包括新型图书馆，信息共享空间 （information commons）和学习共享空间 （learning commons）－时质疑，虽然这些空间提供了“非正式学习”环境，但它们的“集中性” 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应有的灵活性。他进而展望更具多样性的学习模式会发生在诸如学生公寓或住宿学院(residential college) 等场所。在这里，学生将“置身于有各种文化、运动和交际契机的环境中”。

学生的日常生活和非正式学习的结合重新诠释了高等教育中“学”与“居”的关系。学生居住环境正逐渐演变成校园内新的学习中心。与传统内向型学生住宅不同的是，为了触发更广范围的交往，新型居住体多以开放的姿态与校园及城市相联，扮演在个体与社区、现实与虚拟、本土与全球间界面的重要角色。

位于芝加哥市区的伊利诺理工大学(Illinoi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State街的学生住宅是该校校园总体规划的重要部分。规划旨在强化现代主义理念影响下的密斯式校园，将其转变成适应21世纪的更具吸引力的学习、生活和工作场所。 该项目所在基地紧邻城市高架铁路轨道，曾被称为“无人区” ，把校园西侧的教学区和东侧的学生住宅区割裂开来。新建住宅区作为一个“特殊”节点至少有两重含义：一是扮演定义城市和校园间的紧密界面，一是成为校园内部的核心枢纽。住宅区由3栋5层高U型楼组成，独特的屋面造型使其成为搭乘高架铁进入校区的标志性建筑。两两建筑之间形成的“穿过式”庭院在高架铁道下连接东西两侧的校园，与稍后建成的位于其北侧横跨高架轨道的学生中心一起，共同激活了城市与校园中的“无人区”。

如果说伊利诺理工大学的新学生住宅迅速有效地改变了大学与城市间的关系，以及校园内学与居的联系，那么近年来哈佛新建的学生住宅正悄悄地调整着校园公共空间的构成。位处哈佛大学边缘查尔斯河岸的学生住宅西街一号创造了从波士顿市中心进入校园的门户。该社区建于2003年，由一栋5层高的U型建筑和一栋与之穿插的15层塔楼组成。在U型的开口上方、自第4层开始，横跨了3层高的“桥”连接体，跨度达到180英尺。这个连接体将建筑周围的开放空间划分为具有连续性的3部分：－较为私密的内部庭院、开放的临河草坪以及两者之间位于连接体之下的 “校园起居室”。这些公共空间为从城市进入校区提供了视觉上的标志以及步行上的多个路径。5年之后距此不远处兴建的Akron街学生住宅亦是连接校园与周边住区的一个重要节点。特别是其临河一侧的骑楼，将人们引入到建筑围合出的内部庭院中。这也是一处哈佛为城市提供的公共空间，使其成为校园与城市间的另一个活跃的界面。

在国际高校学生住宅管理者协会(Association of College and University Housing Officers – International,简称ACUHO-i)2008年举办的全美未来学生住宅设计竞赛中，获奖作品net+work+camp+us将开放性作为其核心概念。设计者展望在未来大学中生活区与教学区的划分会越来越减弱，最终形成一个以居学一体的学生社区为核心的网络，特点是无中心、无等级并具有流动性，不同形态的居住体构成校园网络中的多个节点。 在方案对于住宅原型的设想中，一层为面对全校开放的各种学习、娱乐、活动空间。校园步行道路从中穿过，形成与周围环境以及其它“节点”的联系。2层以上是学生住宅。一层的屋顶平台成为服务社区的公共空间，从而在竖向上形成从公共到私密的过度。

居：学之器

作为校园网络关键节点的学生住宅又是如何建立具有认同感的居学一体的学生社区呢? 这与不少大学都在纷纷设立的各种“居学计划“(living-learning program)有着紧密的联系。《大学规划与管理》杂志2008年调查报告显示，在46座调查时已建或正在施工的学生住宅工程中，31.9％提供教室、93.6%提供学习室，25.5%提供计算机房。而对于将来的预测中，有51％的高校表示会将教室空间纳入到学生住宅的一部分。

谈到美国高校的居学一体化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住宿学院(residential college)模式。传统住宿学院模式最早于11世纪出现在穆斯林世界，后于12世纪传入法国而被欧化，13世纪在英国，特别是牛津发扬广大、影响深远；并于17世纪在哈佛建校时进入美国。之后， 住宿学院模式在美国几经兴衰，褒贬不一。但其将教学与居住结合、对学生的思维与心灵进行全方面培养的宗旨则一脉相承。如其倡导者之一，普林斯顿校长Woodro Wilson所说，大学“不是一个年轻人寻找职业的地方，而是一个寻找到他自己的地方”。 然而，拥有住宿学院的的美国高校目前并不占多数，而且大多只面对本科学生。

不难发现，住宿学院模式如今在美国高校有复兴的迹象。除了具有住宿学院传统的大学，例如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在不断自我完善，也有不少高校开始将该模式纳入到学生居住环境中。2007年落成的贝勒大学布鲁克学院(Brooks College, Baylor University)是以传统住宿学院为原形而设计的。除了学生住宅外，还包括可容纳所有学生就餐的大厅、图书馆、教室、学习室、办公室、洗衣房以及一个小教堂。建筑物围合出一个内向形的庭院，通过一个狭窄的过街楼与外界联系。布鲁克学院面向所有本科学生，也吸纳小部分研究生。 十余名不同专业的教师(称为Faculty Associate)在此设有办公室，为学生提供学业上的咨询与指导。而院长(称为Faculty Master)一家则与学生一起住在学院里，促进学院大家庭般的居住氛围。每周的院长茶会以及社区晚餐给予学生接触来自美国及国际的学术界人物的机会。“住宿学院在大学内形成一个个社区，在这里，不同年龄的人聚集在一起，各个学科的教师彼此交换想法，而更重要的是，在这里学生们能够自由地混合、相互地学习，有更多的时间在一起－分享经验、畅谈兴趣，以热忱启发彼此。”

当一些高校从历史中汲取住宿学院的精髓时，更多的学校面对各自的实际需求找寻不同的居学一体模式。作为日常生活学习环境，绿色建筑成为教育学生可持续发展的最直接有效的方式之一。在哈佛，包括Akron街学生住宅在内的4栋学生住宅在门厅内都安装或预计安装一个交互式的教育展示系统。该系统与建筑自动系统相连接，在屏幕上实时显示该学生住宅的能耗、二氧化碳量等等数据，让学生意识到与自身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能耗情况，从而改变一些生活习惯。

在号称“森林中的大学”的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环境生态因素被推广至校园总体规划的核心，并将LEED(领先能源与环境设计）认证作为校园建筑的基本标准。新落成的“Home Depot智能住宅”(Smart Home)更是一种新的尝试，是迄今唯一获得LEED最高白金认证（Platinm-certificate)的学生住宅。作为“智能住宅计划”的一部分，这个项目从众多候选人中挑选出十位学生，共同生活在这栋半为住宅半为实验设施的建筑中。学生们共同学习和尝试如何减少日常生活中的“集体生态足迹”(collective ecological footprint)，成为真正的居学一体的居住环境。

斯坦福大学亦有一个类似的项目，称为“莲花可居实验室”(Lotus Living Laboratory)。其中绿色宿舍/可居实验室(Green Dorm/Living Lab)是该项目的代表，从设计、施工到运行形成一个探索可持续发展的过程。这个面积为21,150平方英尺的3层高的建筑为本科及研究生提供47个床位。在底层除了公共活动空间外，还设有一个建筑系统实验室。
另一方面， 随着对校内学生住宅的提倡，原本大多仅面向本科生的学居一体模式也开始将研究生和博士生纳入考量范围。Akron街学生住宅就是哈佛 “Graduate Common Program”的一部分。该项目与研究生院及专业学院联合，为学生提供既能拥有私密的居住环境，又能在教室外参与交叉学科间的交流合作，并促进社交的一种居住体验。它提供了超过30种不同的套间户型以及健身房、多个学生休闲空间、多功能厅等具有多样性的公共空间。在建筑东南端的2层高的悬挑空间，提供了一处介于街道和内庭院之间的舒适的室外空间。而在5层及7层建筑转角处的2层高的学习空间为居住在不同楼层的学生提供交流场所。

net+work+camp+us方案对于未来学习生活一体化的构想进一步认为在开放框架下，各种活动和交往不再拘泥于传统的定义，而是可以在不同的情景中无隙流动。限制身体和视觉交流的障碍或界限被模糊，弱化或消除。”用项空间(program)”在功能上是可变的，可以适用于集会、授课、社交、娱乐、沉思等不同的用途。在空间上是灵活的，其灵活性体现在比邻空间和室内外空间的模糊。生活的空间变为更为有效的学习空间。

Harold C. Riker曾在《作为学习中心的大学宿舍》（1965）一书中具有前瞻性地大胆预言20年后未来学生住宅的状况：1）未来的学生宿舍单元会将大大小小学院的学生组织成综合居住社区。2) 当学生生活和工作在一起，以小组的方式去学习时，其所具有的推动力将使学生居住社区成为教育辅助设施。3）学生住宅会将学生的能量集中在学习上，因而许多大学会将他们最好的师资力量集中在本科生们居住的地方。4）群居将被视作课程的一部分，并被用来教育学生理解人类行为、发展以及相互关系。
这些预言在80、90年代的美国并未发生，因为他所强调的经济因素并没有成为改变美国大学面貌的动因。但在当前语境中，在教育范式发生转变下，在新技术将人们从信息时代进一步推向概念时代的变革中，重读这些预言，便发现它们正在悄悄地应验。当然，每一个变化都带有对当下反思产生出的新的意义。

案例信息：

Akron街10号学生住宅
地点：哈佛大学，波士顿
建成时间：2008年
建筑师: Kyu Sung Woo
建筑面积: 115,000平方英尺
用项：共提供215个床位
其它：获LEED金奖

西街一号学生住宅
地点：哈佛大学，波士顿
建成时间：2003年
建筑师：Machado and Silvetti Associates, Inc.
建筑面积：500,000平方英尺 （233,000平方英尺住宅，267,000平方英尺地下车库）
造价: 105,000,000美元
用项： 共提供365个床位 （235户公寓，包括Studio、一室、二室、三室户)
其它： 获LEED银奖

State街学生住宅,
地点： 伊利诺理工大学, 芝加哥
建成时间：2003年
建筑师: Helmut Jahn
建筑面积：110,000平方英尺
造价：18,700,000美元 （170美元/平方英尺)
用项：一号楼：32户公寓型宿舍(配有厨房)
二号楼：66户套间
三号楼：98户单间
共提供369个床位

智能住宅(HomeDepot Smart Home)
地点： 杜克大学
建成时间：2003年
建筑面积：6,000平方英尺
用项：共提供10个床位
其它：获LEED白金奖

布鲁克斯住宿学院(Brooks College)
地点： 贝勒大学(Baylor University)
建成时间：2007年
建筑师： Hanbury Evans Wright Vlattas + Company
用项： 共提供384个床位

图1－8：哈佛大学西街一号学生住宅，图片提供： Machado and Silvetti Associates

图1: 总平面图，红色为该项目
图2: 一层平面图
图3: 从查尔斯河对岸远望该项目
图4：大跨度 “桥”连接体下的校园起居室
图5: 从查尔斯河岸看“桥”连接体及校园起居室
图6：从内部庭院望向查尔斯河
图7：从学生住宅庭院穿过的，连接学校内部与查尔斯河岸的步行路
图8：校园起居室富有特色的座椅

图9－16： 哈佛大学Akron街10号学生住宅， 图片提供： Kyu Sung Woo Architects

图9：一层、二层平面图
图10：从查尔斯和望学生住宅夜景
图11：连接河岸与内部庭院的骑楼入口
图12：向城市开放的内部庭院
图13：建筑端头与公共空间相连的室外平台
图14：从哈佛校园一侧鸟瞰该项目
图15：学习与交流空间
图16：位于一层的多功能厅

图17－27： 伊利诺理工大学State街学生住宅, 图片提供：Murphy/Jahn Architects

图17：总平面图，深灰色为该项目
图18： 一层平面及立面图
图19：从校园西侧鸟瞰该项目夜景 （摄影师：Doug Snower)
图20：两栋U型住宅楼之间的通过式空间，成为连接校园东西两侧的枢纽（摄影师：Doug Snower)
图21：U型住宅楼围合的内部庭院（摄影师：Doug Snower)
图22：西侧的步行路（摄影师：Doug Snower)
图23：栋侧紧邻城市高架轻轨（摄影师：Doug Snower)
图24：屋顶平台成为学生们学习与交往的空间（摄影师：Doug Snower)
图25：学生住宅室内（摄影师：Doug Snower)
图26：公寓式学生住宅的起居室（摄影师：Doug Snower)
图27：一层公共空间（摄影师：Doug Snower)

图28－图29：net+work+camp+us未来学生住宅设计竞赛获奖方案，图片提供(ACUHO-i)

图30－33： 布鲁克斯住宿学院 ，图片提供： Hanbury Evans Wright Vlattas + Company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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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ramson, Paul. “Living on Campus: College Housing Annual Report 2008”, in College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v47 n5. p24-26,28,30.May 2008.

Agron, Joe. “19th Annual Residence Hall Construction Report” in American School and University. v80 n11.Jun 2008.

Barr, Robert B. and John Tagg. “From teaching to learning – a new paradigm for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in Change. Nov-Dec 1995, v27 n6 p12 (14).

Brown, John Seely. “Learning in the Digital Age” in The Internet and the University: Forum 2001, edited by Maureen Devlin, Richard Larson and Joel Meyerson, pp. 65-91. Published as a joint project of the Forum for the Future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EDUCAUSE, 2002.

Dunkel, Norbert, and James C. Grimm. Campus Housing Construction. ACUHO-i. 2003.

Frederiksen, Charles F. “ A Brief History of Collegiate Housing” in Student Housing and Residential Life: A Handbook for Professionals Committed To Student Development Goals. Edited by Roger B. Winston.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1993.

Jamieson, Peter. 2009. “The Serious Matter of Informal Learning,”in Planning for Higher Education. 37(2): 18–25.

Martin, John, and Allen, Mark. “Students in My Backyard: Housing at the Campus Edge and Other Emerging Trends in Residential Development.” in Planning for Higher Education. v37 n2 , p26-33. Jan 2009.

Moore, Deb. “Sixth Annual Survey on College Housing”in College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v11 n5 , p32-36. May 2008.

“net+work+camp+us: a prelude to student housing of the future”, 21st Century Project  Design Competition (unpublished)

Riker, Harold C. College housing as learning centers.Washington: American College Personnel Association. 1965.

Ryan, Mark B. A Collegiate Way of Living: Residential Colleges and a Yale Education. New Haven: Jonathan Edwards College. 2001

Learning From Living

文/李苏萍 发表于id＋c杂志 2009年第5期

建筑系馆通常是比较难获好评的一种建筑类型，因为其使用者是现在及未来的建筑师，是那些对建筑最具批判性的教授们和正在被训练获得批判性的建筑系学生。因而除了一般在日常使用方面的检验外，建筑系馆还要接受更为全面而严格的批评 。另一方面，扩建项目亦是难题之一，新与旧的关系是个永恒的话题 。去年落成的弗吉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Virginia，以下简称UVa)建筑学院扩建工程由本系的几位教授合作设计，将原本有些荒败的七十年代现代主义老馆转变成时感应时代脉动而又不事张扬的学术村落。

1999年兰根教授(Karen van Lengen)出任建筑学院院长之后即开始着手小规模的扩建与改建工作。 兰根的策略是以这些工程为契机，给予系里的教师和学生参与实际工程设计甚至建造的机会。而这一传统延续到了最新也是规模最大的工程－学院主楼Campbell Hall的扩建。建于1970年的Campbell Hall由美国现代主义建筑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贝鲁奇(Pietro Belluschi)设计。这栋四层高的现代主义建筑，在美国第三任总统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创建的古典主义校园里是个并不多见的异数。 从Campbell Hall建成起近四十年来，学生数量已经翻倍，教师数量更是增长近三倍。另一方面，新的教学要求亦需要不同于以前的室内空间以及重新梳理空间之间的关系。

扩建工程总面积约十二万平方英尺，造价一千五百六十万美元，包括三个主要部分。其一是位于老馆东侧、三层高的Victor and Sono Elmaleh Wing（以下简称东翼)， 由克拉克教授(W.G. Clark)设计。每层完全开敞的大空间将成为评图及讨论的场所，与老馆通过新建的走廊及楼梯间相连。其二是南侧与老馆紧密衔接的办公区，由以研究可持续发展设计见长的谢尔曼教授(William Sherman)设计，提供二十六个新的教师办公室。其三是将复杂基地整合起来的景观，由景观系前系主任伯德教授(Warren Byrd)设计。 建筑事务所SMBW Architects是执行建筑师，进行总体谐调一节配合施工图、施工管理等工作。这一复杂的设计过程亦体现了在全美建筑学院排名一向名列前茅的UVa建筑教育一直提倡的一个方向，即各学科间的合作与协作。

扩建后的Campbell Hall在功能及流线上重新组织了现存及新建空间之间的关系，也对复杂基地的周边环境有着有效的回应。建筑学院座落在一座小山丘上，其东侧是一条校内的主要道路Rugby Road，但并不直接相邻。新的景观设计加强了从Rugby Road通往Campbell Hall的连接。东翼策略性的位置则使得在Rugby Road上的过往行人能够对建筑学院惊鸿一瞥。因而其端头采用大片透明玻璃，使室内外视觉上联通； 尤其是在晚上，二十四小时开放的评图/讨论室大空间内的活动一览无余。 每层在靠近透明玻璃处都放置了长椅，即供学生休息，又可放置建筑模型，供室内外观看。克拉克教授认为，“评图室是教学的一个延伸部分，我希望这栋建筑能够体现我们在做什么。”由于学院提倡建筑、景观、规划、建筑史这四个系之间的合作，不少设计课程也会安排各系学生共同设计，因而评图室所提供的交流空间非常重要。不仅限于上课时间，也是课后非正式交流的一处好场所。东翼的北侧立面是由一组透明及半透明玻璃形成的平面构成，为评图室带来充足的自然光线。室内靠近玻璃的部分设置了一系列可以旋转的隔板，两面均可悬挂图纸。这些隔板也可折放下来形成讨论用的桌子，使空间的应用更加灵活。位于东翼与老馆之间新建的楼梯间及走廊在体量及功能上清晰地将两者脱离开来，与东翼之间的关系如同路易康的伺服与被伺服空间。

在基地的南侧景观设计师利用服务性道路与建筑之间存在高差设置了一系列花园空间，也旨在作为景观系学生的实地教学场所。南侧扩建部分在横向及竖向上都与现存空间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位于三层、四层的教师办公室每四间在北侧分享一个与学生绘图室联通的前厅，而在南侧则分享一个半室外的平台，成为教师与学生、以及教师之间进行非正式交流的场所。位于二层的两间评图室则与室外教室及教学景观花园相联通。 外墙上采用大面积玻璃百叶，由电脑控制，根据不同时刻以及不同季节调节百叶的开合程度，从而帮助控制室内温度，节约能源。这些玻璃也可被太阳能板替换，从而为建筑学院的运转获取绿色能源。不过由于造价原因以及太阳能板技术的飞速发展，校方决定暂缓安装，等待合适的时机。整个南立面外墙将会作为一处供系内教师及学生实验新型建筑节能科技的“实验室”。

这栋建筑中有着现今许多建筑都缺失的一种特质－对于功能用项(program)的深入充分的理解。原因之一当然是设计师即为使用者之一，也与其他使用者们有着最直接的接触。这不是一栋单凭几张照片就能“惊艳”的”奇观”建筑。它需要去使用、去体验、在不同时间、不同季节。在不经意间，在日常学习生活的使用中，它用真实的体验一点一滴影响着学生对于建筑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走在去往评图教室的走廊上，透过半透明玻璃以及之间窄窄的缝隙看到另一侧楼梯上一闪而过的身影，映在玻璃上如同一副抽象画。或是秋日的午后在色彩斑斓的落叶里，坐在南侧半下沉的室外教室一边享受阳光，一边聆听老师讲解建筑与环境的关系。又或者在西南角改建过的老楼梯间宽大的休息平台上与偶遇的同学或者老师闲聊着，一边注视着从南侧狭长窗户中射入的阳光如同日晷一般在幽暗的地面和墙面上缓缓移动着……如院长兰根所言，“不仅仅是我们采用自己家庭[中的成员]去创造自己的空间，更重要的是我们采用的[设计]方式不是关注于外观。而是关注于我们如何生活在一起去发展更多的对话、更多的创新、以及更多的机会”。